2019年12月突发的新冠疫情，对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医院运营也不可避免。新冠疫情下，医院运营是否可以独善其身，医院的运营现状如何，疫情期间，医院面临的最大压力又是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广州艾力彼特意设计了医院运营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旨在了解疫情期间医院的业务量、现金流、成本等方面的变化，希望为医院和政府决策者了解新冠疫情对医院行业产生的影响提供借鉴，为医院未来如何有效应对类似突发事件提供参考。

本次调查共发放线上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16份，涉及26个省市(见图1)，其中公立医院204家，占回收问卷的64.56%，社会办医医院112家，占比35.44%；按医院等级划分，三甲医院142家，三乙及未定等医院60家，二甲医院34家，其它等级的医院80家，三级及以上医院占调查总量的63.92%。

图1 调查问卷涉及省市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采用问卷星在线半结构化自填式问卷，通过“医院观察”微信公众号发布及回收问卷，调查量表为《疫情期医院运营状况调查问卷》。问卷主要涉及到医院业务量、医院现金流、医院压力等相关的10个主要问题；通过信度分析检查调查问卷的可信性，通过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调查医院的院长、副院长、总会计师。

使用SAS 9.4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回归分析及多变量统计分析等。

调查显示，所有受访的医院在2020年2月份的业务量和运营收入都同比出现了下滑。其中99.37%的医院的门诊量出现了下滑，100%的医院的住院量和手术量出现下滑,住院和手术量下滑最为严重。2020年2月比2019年2月多5个工作日，但业务量仍然大幅下滑，说明疫情对医院业务影响较大。（门诊量的同期变化，在回收的316份问卷中，有2家社会办医医院与其他医院相反，选择了上升，他们2019年2月门诊量不大，2020年2月因为疫情到门诊就诊的病人反而增多了。）

门诊量同比下滑接近40%   调查显示，2020年2月份门诊量同比下滑40%以上的医院占比78.48%，下滑30%～40%的医院为11.39%，下滑不到10%的医院只占1.9%。见表1。

近六成医院住院量和手术量下滑超过50%  调查显示，2020年2月份，受访医院的住院量同比下滑50%以上的医院占比58.86%，下滑40%～50%占比15.82%，下滑不到20%的医院占比仅为6.33%。手术量上，下滑60%以上的医院占比56.33%，下滑50%～60%的医院占比14.56%，下滑30%以下的医院占比8.86%。见表2、表3。

表2  2020年2月医院住院量变化表

表3   2020年2月医院手术量变化表

调查显示，55.1%的受访医院2月份的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44.9%的医院2月份的支出出现同比下降。

在人力成本占医院总成本的比重上，疫情之前，53.5%的医院的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在30%～40%之间，只有8.9%的医院这一比重超过50%。在疫情期间，人力成本占比开始大幅攀升，其中人力成本占比40%～50%区间的比重由疫情前的15.9%上升到28.4%，人力成本占比50%以上区间的占比由疫情前的8.9%快速上升到32.3%。这说明疫情期间人力成本支出，成为了大部分医院最主要的支出，也是对医院现金流压力最大的支出。见图2。

图2 疫情前及疫情期间医院人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

调查显示，94.1%的医院在疫情期间出现了现金流的同比下降，其中76.6%的医院下降幅度超过20%，15.6%的医院下降在10%～20%之间，只有4.5%的医院基本没有影响。见图3。

调查显示，有88.6%的医院存在资金压力，其中压力巨大的医院占比21.7%，有较大压力医院占比36.3%，有一定压力的医院占比30.6%。  

此外，调查显示，有50%的医院现有资金支撑不够两个月，其中24.4%的医院现有的资金只能支撑1个月。这其中，公立医院中，现金流可以支撑两个月以下的，占公立医院调查问卷比重的45.1%；社会办医院现金流可以支撑两个月以下的占被调查社会办医院的57.1%。数据结果显示，社会办医在疫情期间的现金流压力更大一些。见图4。

在短期资金的补充来源上，调查显示，公立医院中，有31%的医院在疫情期间可以从财政上获得补贴，27%的公立医院有银行贷款渠道，16%的公立医院可以通过向供应商进行赊账或融资，有14%的公立医没有短期资金来源渠道。

而社会办医院中，29%的医院没有短期资金来源，只有23%的医院可以获得银行贷款，9%的医院可以从投资人处获得追加投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办医院在短期资金的补充上，相对于公立医院，资金渠道更为匮乏，面对突发疫情的抗风险能力也更低。

调查显示，对医院来说，未来半年至1年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业务的恢复，特别是住院业务的恢复，这一比例占调查问卷的38.61%；其次是资金压力，有34.81%的医院认为资金压力是未来半年至1年最大的压力。

在疫情后，医院今年最希望得到的支持上，79.11%的医院希望政府能够在财政上给予医院补贴，67.72%的医院希望医保能给予扶持，53.16%的医院希望政府给予财税方面的政策倾斜。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我们能够看出，目前，国内的医院，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其抗风险的能力都比较低。疫情暴发1个月，近70%的医院，业务量下滑超过了50%；近一半的医院，现金流支撑不足两个月。这凸显出国内医院在面对类似新冠等突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时，其运营管理十分脆弱；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大部分医院缺乏风险管理的意识，未对突发重大卫生事件做好应对管理；另一方面，是政府长期对医疗行业试图“降费增效”后，医院运营管理困境上的一次特殊显现。作为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组织，在面对新冠等疫情时，医生和医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让医院健康持续运营，如何让医院在疫情期间能够有效应对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虽然从2011的等级医院评审开始，国内医院已经将应急管理纳入到医院的日常管理中，制定了应急管理制度、预案和措施，但是医院的风险管理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特别是医院的运营风险管理基本上被忽视[1]。通过这次疫情，我们认为，医院管理层应该树立风险管理的意识，每年定期开展灾害脆弱性分析，将医院的运营风险纳入到医院灾害脆弱性分析的评价体系中去，测评医院在类似新冠这种大规模突发事件中运营能力，以保障医院在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能够具备有效的方案解决营收下滑、现金流紧张等问题。 

疫情的发生导致医院业务的大幅度下滑以及恢复困难，从某种角度上反映了医院运营模式的单一。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开展网上诊疗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2]。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允许医疗机构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等互联网医疗服务。2020年3月，国家医保局及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指导意见》，明确常见病、慢性病患者于互联网医疗机构复诊可依规进行医保报销。这些政策无疑都为医院开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诊疗模式提供了可能[31。医院在原有的业务模式之上嫁接互联网技术，改进原有业务模式，或者基于互联网开展新的业务模式，无疑都会提升医院的运营和抗风险能力。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看到近九成的受访医院存在资金压力，近6成的医院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产生这一状况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过去多年医院的发展模式。从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不断扩张医院的规模，已经成为了各级各类医院院长们不谋而合的共识[4]。据卫生部门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十年间，三级医院从1192家增长到2458家，翻了一番；此间，二级医院只增长了28％[5-6]。而从各大医院官网与公开资料的统计显示，目前国内的医院，保守估计超过2500张床位数的医院超过100家，其中11家超过5000张，5家超过6000张，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更是拥有超过1万张床位[7]。

医院狂飙突进的背后，是各级各类医院居高不下的资产负债率和吃紧的现金流，这也是导致疫情期间医院运营压力的关键原因之一。

控制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早已成为了政府的主基调，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就要求：公立医院床位数每千常住人口超过3.3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规模；省办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1000张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500张[8]。

随着政府控制医院规模的各项政策的出台以及医保支付制度的逐步完善，医院实行精细化管理，特别是建立运营管理体系，保障医院运营的精细化和平稳化已经迫在眉睫。 

疫情期间，医院运营压力大、抗风险能力低的背后，除了医院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长年的财政投入不足[9]。2017年公开的资料显示，我国财政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7.12%[10]，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左右的水平，相比而言，中国是偏低的。

虽然从2009年新医改以后，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但这种投入相对于医保支出的增加基本可以抵消，并且从2015年开始，政府对卫生支出的力度已经开始减弱。据相关的统计显示，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支出增速已经从2015年17.8%降至2018年的4.8%[11-12]。

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减轻居民的就医负担和医保压力，从2012年开始逐步实施药品零加成、耗材零加成，这直接导致了医院的结余大幅下降。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2018年中国医院的平均结余率只有2.7%，而民营医院仅有1.4%[13]，远低于国内其他行业。近年来，随着各地医保资金的穿底，各种变相克扣医院医保款项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更加剧了医院运营的困难。